摘要 ： 《周易》和中医的“象”包括事物之象与符号之象，也指取象的思维方法。符号之象主要有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它们是多级同源、同质、同构的关系。 取象比类的意象思维方法是《周易》和中医的基本思维方法，中医采用这一方法建构了藏象、病证和诊疗理论体系 。 “象”具有整体全息、动态功能，直觉体悟、程式循环的特征。《周易》之“象”与荣格的“原型”、“取象”的方法与荣格“扩充”方法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关键词 ：象；原型；模型；周易；中医；荣格
作者简介：张其成（ 1959-），哲学博士，中医博士后。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人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图书馆馆长。
荣格将来自深层无意识的、非个人的心理内容、神话特征等“不从属于任何专断性意图、不受意志控制”的“集体无意识”看成是“原型”（ archetype ），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可能就是这种“原型”。荣格提出接近无意识的“黑暗领域”有三种方法：词语的联想方法、梦的解析方法、主动想象方法。又提出“自由联想”和“扩充（ amplification ）”两种不同的方法。其中“扩充”法是一种“寻找类似物的方法”，这与《易经》和《内经》的“取象”方法有一定的相同之处。
笔者曾提出《周易》和中医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科学是“模型论”，西方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是“原型论” 。“象”就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模型” ① 。上述对“象”的界说以及“原型”、“模型”的概念与本文所说其实并不矛盾，只是立论角度有所不同。说“象”是“模型”是从思维方法角度立论的，强调的是“象”是一种模拟功能、关系的虚体模型，而不是描述物质形态的实体原型。说“象”是“原型”是参照荣格心理学关于“原型”的界说，荣格说：“原型意味着模式（印迹），这是一类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包含神话主题的远古特征。”《周易》的“象”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印迹”和“远古特征”。因此探讨《周易》之“象”与荣格“原型”的关系、探讨“象”思维方法与“自由联想法”、“扩充法”的关系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本文仅对《周易》和中医的“象”做一探讨，对两者的比较则留待以后进行。
一、“象”的含义
“象”既是一种的思维“原型”，又是一种的思维方法。
名词义的“象”， 有两重涵义：一指事物之象，二指符号之象。
1、事物之象指事物可以感知的现象，包括肉眼可以看见的物象和虽肉眼无法看见但可以感知的物象，如物象、事象、有形之象、具体之现象；《周易·系辞》说：“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这就是《易传》所说的：“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事物之象是可“见”的，有“形”的。
2、符号之象指摹拟事物的抽象符号，包括卦象、爻象、五行象、河洛数之象。《周易·系辞传》说：“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这些抽象的符号表示宇宙自然万事万物所表现的形象和量度(包括一切表现形式和数量次序关系)。符号之象是以卦象、爻数为代表包括各种阐释《周易》的符号、数量和图式，是从宇宙自然一切有形现象和度量次序关系中高度抽象概括出来又可模拟、象征、推演宇宙万事万物的 符号数量模型。又称“象数”。“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象数”可表示一切有形的东西和虽无形但可感的东西。
符号之象与事物之象之间有密切关系，符号之象是事物之象的表现方式，事物之象是符号之象所象征、比拟的对象；符号之象来源于事物之象，事物之象表述于符号之象。
符号之象实际上是一种 “意象”。《周易·系辞传》说：“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 《庄子·天道》说：“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所谓“意象”就是经过人为抽象、体悟而提炼出来的带有感性形象的概念或意义符号。就“象”与“意”的关系而言，意为象之本，象为意之用；象从意，意主象。 意象（象数）是用符号表示的，是一种固定的不可更改的程式或模型，它本身的稳定性是与它的权威性和普遍性分不开的，这是在后世的不断解读中形成和赋予的。《周易》的符号象数为卦爻象数，后世符号象数为各种解易论道的图形、符号。意象（符号象数）的主要功能在于：象征、模拟、推演宇宙万事万物的形象及数量；象征、模拟、推演宇宙存在、变化的属性、功能和规律。“易者，象也”之“象”就是卦象，“卦象” 是“易”的代名词，是意象的核心，是《周易》及易学认知万事万物的中介。
（二）动词义的“象”，应该写作“像”。指取象、象征、比拟。指用卦爻等符号去象征、模拟自然变化和人事吉凶。《周易·系辞传》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象其物宜”“ 圣人象之”，其中的“象（像）”作动词讲。《系辞传》还提出“法象”一词：“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谓卦为万物象者，法像万物，犹若乾卦之象法像于天下。”此是将“法象”看成动词，即取法、取象； 北宋张载《正蒙· 太和》说：“盈天地之间者，法象而已。”清初王夫之《周易外传》说：“法皆其法，象皆其象，故曰大也。”此是将“法象”看成名词。就《系辞传》本身而言，“法象”与“变通”为文，故以作为动词解为长。
动词之“象”实际上就是意象思维方法，中华民族的意象思维在古代得到特别的发展而早熟，意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与西方人重抽象思维的倾向形成反差。《周易》意象思维渗透到《内经》中，成为中医学思维方式的主要内容之一。
二、 “象”的分类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他先秦经典，由汉以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象”主要有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
（ 1） 卦爻 ：《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 —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 3 ＝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 6 ＝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 2 ＝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 2） 阴阳 ：“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 3） 易数 ：《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 4）五行： “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 5）干支 ：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按照荣格的说法，“象”可能就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就是中华民族的“原型”。
三、 “象”的方法
所谓“象”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即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或相同，从而认为两者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并由此推导出被研究对象某些方面形状的逻辑方法。取象的范围不是局限于具体事物的物象、事象，而是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以无限地类推、类比。可见这种“象”不是具体的“物象”，而是“意象”，“意象”可以象征物象、类推物象。取象比类思维实际上就是意象思维。中医即采用意象思维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
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建构藏象理论。藏象理论是《内经》理论的核心内容，对于藏象理论的形成，《素问·五脏生成论》提出“五脏之象，可以类推”的原则。王冰注释：“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 张介宾说：“象，形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类经·藏象类》）根据五行之象，《素问·金匮真言论》从直观经验入手，按照功能行为的相同或相似归为同类的原则，将自然界和人体分为五类，然后发掘出蕴涵于“象”中的深层的藏象理论。首先，以五行之象类推五脏的功能作用。如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静，肺象金而刚决，肾象水而润下。其次，以五行之象类推五脏外合体窍、通于天气的理论。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等均可归属于心。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又如，中医从体表五色和不同器官组织的改变所归属的五行，以诊断五脏的疾病。如“肺热者色白而毛败，心热者色赤而络脉溢，肝热者色苍而爪枯，脾热者色黄而肉蠕动，肾热者色黑而齿槁。”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因为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意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所以取象才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而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又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值得注意的是，取象比类作为人类把握对象世界的一种方式，历来就具有很重要的认识论价值和科学价值。通过类比，可以启迪人的思维，帮助人们打开想象的翅膀，由此推彼，触类旁通，去认识和发现新的事物。医家们在医学实践中运用这一思维方法，发明了不少新的诊法。但是，取象比类这一思维方法的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过于注重事物或现象的共性、共同点和相似点，忽视了不同事物的特性和不同点。如果要推导出的属性恰好是它们的不同点，那么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错误的。
四、“象”的特征
“象”具有整体性、全息性、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1 、重整体、全息，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全息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不重视 还原分析， 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 、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 、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 ---- 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 、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为思维模型、以取象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周易》和中医学理论的本质。
参考文献 ：
①荣格：《 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成穷、王作虹译，三联书店， 1991 年 10 月。
② 张其成：《模型与原型：中西医的本质差别》，载《医学与哲学》 1999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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