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成都七情背景与生活事件差异的初探

严石林1　严俨1　余新中2　张光华2　王冬梅2　王米渠1
1.成都中医药大学
2.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喜、怒、忧、思、悲、恐、惊”是几千年来祖国医学总结出来的七种基本情绪。早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就谈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七情作为一种病因，直接影响有关内脏而发病。故七情背景及生活事件对人影响的分析有助于了解人们潜在的发病因素。本文应用我们编制的“情绪倾向问卷”进行调查，旨在中医传统理论基础的指导下，了解跨地区文化心理的差异。

一、方法

(一)对象

    收集1996年6月香港人士答卷共14份。男8人，女6人，年龄20-62岁，平均年龄范围39.5+10.1岁。其中文秘4人，公务员2人，商人4人，工人2人，教师2人。收集1997年1月成都市民答卷52份。男26人，女26人，年龄18-42岁，平均年龄范围为25.46+5.39岁。其中医护人员31人，文职人员8人，工人8人，干部2人，待业3人。

（二）方法

    本文采用我们编制的“情绪倾向问卷”进行调查。让答卷者在看懂每个项目后，在符合自身情况的地方打“√”，不适合的地方打“×”，最后将分数累计，用X2检验、F检验和t检验进行统计学处理。

二、结果

（一）七情背景比较

表1.七情背景比较（N，%）

注：**p<0.01,*p<0.05

    从表1看出：香港七情背景的主次为：喜、忧、怒、思、恐、惊、悲。成都为：思、喜、怒、恐、忧、惊、悲。成都人“思、怒”的情绪前景显著多于香港人（p<0.01,p<0.05）。

（二）七情生活条件比较

表2.七情生活事件比较（x+5）

注：*p<0.05

    从表2得出：香港人七情生活事件的均数是低于成都人，但成都人仅在“怒”的生活事件程度上明显高于香港人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三、讨论

    目前跨文化心理差异研究的范围多为文化背景，社会影响等方面。报道指出：文化相通论者认为“文化社会背景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精神疾病的发展过程，特别是预后，但并不是精神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而文化相对论者认为“文化在精神疾病的产生中是起主要作用的，社会文化背景对精神疾病的产生、病程、预后均有重要影响”。有人就中美两国成人跨文化比较进行研究，发现美国人着重全局，有自我意识；而中国人则体现出一种具体的、务实、细致的风格。但用中医七情理论对跨地区跨文化心理的差别研究尚未见报道。《素问?异法方宜论》中曾提到“因地制宜”，说明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对跨地域跨文化的病理差异有了一定的认识。从我们的调查中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 成都人以“思”为最主要的情绪倾向，香港人以“喜”为最主要的情绪倾向

    两者的情绪背景有显著性差异。从地理位置而论，香港地处南方，属“火”；心亦属“火”，在志为喜，故人多喜。成都地处内陆，于五行属“土”，脾亦为“土”，在志为“思”，故成都人多“思”。从背景条件而论，调查之时正处香港回归倒计时前夕，群情欢悦，大概是香港人以“喜”为主要情绪背景的原因之一。成都人在经济改革大潮中，许多生活及社会问题尚待解决，故多“思”。若不能妥善处理某些切身问题，又可发而为“怒”。这是成都人以“思、怒”为主要情绪背景的原因之一。

• 经过量化处理的生活事件调查，得出的结论往往更具有客观性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香港人遭受不良生活事件的刺激强度多小于成都人。成都人在“忧、恐、怒、思、喜”的生活事件度量上比香港人分别高出2.76倍、1.83倍、1.81倍，1.51倍和1.43倍。故香港人发“怒”较少，成都人发“怒”较多。怒则气上，怒则伤肝，所以在防治心身疾病方面，成都人应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平静地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才能有助于自身的健康。

    目前我们的跨地域跨文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地域范围涉及亦较为狭窄，调查的样本数目少，职业工种，年龄范围单一，在造模方面也缺乏经验，所以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实践，以期能为中医学情志发病的研究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