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方剂、药物治病，除方药本身具有补偏救弊、调理气血阴阳的药理作用外，其疗效的蜀择还与患者的心理因素密切相关。

    1.方药命名的心理治疗意义

    方药施之于人佩患者对方药的信任程度直接影响着疗效的发挥。中医药学家们对方剂、药物根据其功能、主治等方面的特点，巧妙地冠以美名，甚至托以神授，名曰神功、假称圣药等，这对患者心理上将是一种良好的刺激。在方剂方面，如八仙长寿丸、天王补心丹、十全大补汤、安神定志丸……，在药物方面，如威灵仙、千里光、千年健、益智仁、合欢花……。给予方剂、药物以美妙动听的名称，时病者心理上是一种除病解难的鼓励，在一定程度上可提高病人对方药的信赖感，。增强治愈疾病的信心，在药疗的同时也兼行了心疗。再者，有的药物形态不美、外貌不扬，甚至显得肮脏不洁，或使人望而生畏，为了避免给病人带来不利的心理影响，前人设法给这些药物取了生动形象的名称，如将蛆称为五谷虫，将尿垢称为人中白，将蚯蚓称为地龙，将蛇皮称为龙衣……。这不仅避开了不雅的名称，并且使人觉得神奇新颖，因而乐子服用，而有益年心身。如果直书其名，病人则可能会产生厌恶、畏惧感，有的甚至会拒而不敢使用，皆不利于治疗。

   2. 方药使用的心理治方意义＿

    历代医家非常重视方药使用上的心理作用。明·李中梓《医宗必读. 不失人情论》谓：“有参术沾唇惧补，心先痞塞；硝黄入口畏攻，神即飘扬，此戒心之为害也。”指出了病者对药物往往存在心理上的成见。故高明的医家都极其注意给药的方式。如清·陆以湉《冷庐医话》记述：“吴人畏服重药，马元仪预用麻黄浸豆发萦，凡遇应用麻黄者，方书‘大豆黄卷’，俾病家无所疑惧。”吴人有畏惧使用麻黄的心理，而病当用该药则不可不用，故马元仪设法避开了人们的恐惧心理而巧施了方药。

    为了使病人不致感到药物的重复，于是中医在临床处方时常变换不同的药名，如第一次开大黄，第二次改名川军，第三次则开锦纹，第四次又可处以西庄等等。这样，虽然是同一味药，但病人在不熟知药名的情况下，会认为医生每次都在对处方进行修改变更，治疗有了新的进展，从而提高对医生及方药的信赖心理。如果每次总是那几味药，不作变更，病人可能就会觉得医生对他的疾病不负责，或认为医生的知识贫乏，只会开那么几味药，尤其当初服效果不理想（可能是药力未到），或有某些副作用时，再开同样的药病人会感到再服也无益，甚至还有害，因而对治疗丧失信心，不利于疾病的消除。

    3．服药医嘱的心理治疗意义

    鉴于病人的用药心理与疗效密切相关，故医者在用药医嘱上，不能不对病火作一些针对性的解说、开导。例如病者多认为补药于身体利多而弊少，而补药又多昂贵，故多希望医者能为其处以补养之剂、贵重之方。如清·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人参论》所论述：“盖愚火之心，皆以价贵为良药，价贱为劣药；而常人之情，无不好补而恶攻。故服参而死，即使明知其误，然以为服人参而死，则医者之力已竭，而人子之心已尽，此命数使然，可以无恨矣。若服攻削之药而死，即使用药不误，病实难治，而医昔之罪，已不可胜诛矣。”若顺应患者“好补而恶攻”的不良心理，滥用补益方药，补之不当，犹攻之不当，可能导致邪气内滞，诸症蜂起，必给患者身体带来危害，甚或贻误性命。若医者掌握了患者的这种用药心理，处方用药时（特别是用攻泻药时），予以恰当的解释，则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否则，病人不明医者用药目的，心存介意，则可能降低药物的治疗效果。

    临床上，病人往往十分注意服药后的机体变化。故医者处方开出后，常须向病人交待一些必要的注意事项及服药后可能出现的现象，如服红花会出现尿黄，服当归、桃仁会出现便溏等等。这些虽属细小间题，但若不向病人说明，就有可能在病人心由产生疑虑造成心理负担，不利于治疗。反之，如事先有交待，病人就不致产生疑虑，会更相信医生，按法服药，疗效也随之提高。

    近代名医蒲辅周曾治一反胃者，患者闻药味即呕。蒲老予以小半夏汤加红糖，却佯称是姜糖水，并谓服后两脚心当发烧，烧则能愈。病者服汤后专注脚心，故服药未呕，病因之而愈。反胃虽为形体病变，但闻药味即呕，显然已有心理因素在起作用。蒲老采用心身井治之法，既以半夏、生姜和胃降逆止呕，又假一饮姜糖水解除患者恶闻药味之心理，井令神气下注，分散其注意力，终于药到病除。这是药疗与心疗并施而取效的典型范例。于此可见服药医嘱的重要意义。